老北京装裱手艺

装裱艺术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民族特色，书画墨妙必须经过装裱才便于收藏、流传和欣赏，因而装裱技术的高低，绫绢色彩的选择与装裱形式的设计直接影响到作品的艺术效果；历代书画珍品，如已糟朽破碎，一经精心装裱，则犹如枯木逢春，一些珍贵画文物因此不致湮没失传。
 
揭裱字画也称装裱字画，古老的名称叫裱褙。北京揭裱字画行业，都自称是“苏裱”。传说是从苏州传来的手艺。明代有位汤勤，乾隆时有位徐名扬，他们是从苏州来京城的揭裱字画的艺师，闻名于当时的文人、士大夫，甚至皇帝。他们揭裱字画技艺高超，世代相传，精益求精。到了光绪年间，苏裱字画手艺之精巧，出神入化，旧字画碎破到不可分辨，甚至糟脆到呼吸即能吹散的程度，仍可苏裱如原状，可谓是业界一大绝技。一般来说装裱新画容易，但揭裱古旧书画则是要很高技术的。民国年间，北京装裱业大多在东裱褙胡同和琉璃厂一带。前者以糊顶棚、售南纸、做烧活居多，而琉璃厂的装裱铺才是真正的书画装裱行，其主要有刘林修的竹林斋、崔竹亭的竹实斋、马霁川的玉池山房、张成荣的宝华斋……
 
现代的著名书画鉴定家王禹平学徒于玉池山房，裱画大师刘金涛学徒于宝华斋，裱画名家崔竹亭学徒于竹林斋……可见是名师出高徒了。琉璃厂有20多家裱画铺，光绪末年时，竹林斋、竹实斋最出名，民国初年以来，玉池山房最著名。刘林修和崔竹亭合伙开竹林斋裱画铺，分手后，崔竹亭经营竹实斋，刘林修独自开办竹林斋。他们的手艺都好。经营字画古玩铺的掌柜们，给他们二人起个绰号：“刘二寡妇”、“崔三娘儿们”。
 
为什么两位男子汉有这样的外号呢？一方面是因为，他们干活心细手巧像妇女，另一方面是他们的音容笑貌像女人。刘林修见人没笑容，脸总是阴沉着；崔竹亭说话慢言细语，嗓音似女人。他们揭裱字画有绝活，油渍碎裂的旧字画，经他们的手，恢复原样；填补残缺，看不出破绽。马霁川在光绪三十二年先在竹林斋学裱画，后在竹实斋跟崔竹亭学手艺。他把刘林修和崔竹亭的手艺、绝技学到手，1920年在南新华街长春会馆内开设玉池山房。玉池山房装裱名人字画，也经营字画。马霁川的手艺精妙，玉池山房装裱字画很讲究质量，达不到质量要求，不交货，赢得了信誉。当时的北京政府及以后南京政府的要员、书画家、收藏家林森、于右任、张学良、张伯驹、张大千、溥心畲、徐悲鸿、齐白石等，都知道马霁川的名字。马霁川给他们装裱字画，也做他们的字画生意。张学良一幅珍贵的手卷画，日久受潮，画面反铅，白脸人变成黑脸，经玉池山房整修、装裱，恢复原样；于右任收藏的宋元画，年久碎裂，也请马霁川加工修复。老北京装裱的手艺是师傅传徒弟，学徒要先拜祖师爷，谁是祖师爷说法不一，有造纸的蔡伦，有造字的仓颉，有画圣吴道子，也有大儒孔夫子。学徒期间要练毛笔字，学打算盘、练记账、学画格式、形制，熟悉绫绢……
 
书画装裱十分注重内在质量，这就要求书画装裱师有全面的修养和深厚的功力，这样才能使书画家的作品更好地得以完售，从而提高艺术魅力和观赏力，在长期的合作中许多收藏家、画家、书法家都和装裱师结成了很好的朋友，如：张伯驹与王华轩，吴作人与刘金涛……
 
新中国成立后，装裱不仅继承了历史上好的形式、风格和技法，而且在整修揭裱古代残破作品方面开创了新的途径，为保留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做出了显著的贡献。诸如将巨幅大画《江山如此多娇》以及长达十余丈的《首都之春》手卷等，装裱得庄重大方，平正堂皇，堪称装裱史上别开生面的创举。俗话说“乱世黄金，盛世书画”，如今在书画热、收藏热的推动下，装裱业也快速发展，很多画室、画店使用了装裱机，15分钟即可裱一张画，但装裱机只能干“粗活儿”，要求较高、难度较大的画，还是要靠手工装裱。作为一门手艺，随着一批老艺人的去世，装裱业出现了人才断档，很多画店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手艺人，而不敢把名画拿去装裱，那种枯木逢春、出神入化的装裱故事，只能留在传说中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