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色调3(论色调在影视制作中的)

　　法国的画家米勒，在他的作品《晚钟》里，用朦胧的暖色调，描写了两个贫苦农民在一天的辛勤劳动之后，站在充满空气感的茫茫暮色中应和着远方教堂的钟声，向那并不存在的上帝祈祷幸福。他们虔诚但愚昧，朴实却无知，善良但贫穷，勤劳却很少收获，这是十九世纪法国贫苦的但未觉悟的农民感情的真实写照，也是米勒的自我写照。画面上的暖灰色调处理得极为精细而充满感情：朦胧的空气感，似乎散发着泥上的香气，大地也在朦胧中展向与大气相接的遥远的天边，我们看到的是普通的、人物，普通的环境，普通的色调。感受到的却是诚挚、朴实的感情。

　　我们既要研究生活，也要研究前辈画家的经验。看看前人是怎样运用色调语言来表达感情的。但是色调与情绪的联系是极其微妙的、复杂的。总之是千变万化的，决不能把前人的经验当作包治百病的妙方。更不能凭主观的思维与推理，定出一些清规戒律。像"四人帮"霸占画坛时那样：灰色调、暗色调、冷色调被划为禁区，只能用以表现旧社会。而社会主义的今天，就只能用暖色调、亮色调，或者不顾色调的统一性，把工、农、兵和领袖画得面色朱红，或者虚情假意地到处用所谓红亮调子。这种形而上学影响下产生的作品，不但毒害了观众的眼睛，也奴役了画家的感情，只能导致艺术的没落和死亡。

　　色调与人们情绪的联系源于生活，画家也只有在生活中挖掘探索新的联系，才能丰富色调的表现力。

　　在李焕民的套色木刻《初踏黄金路》中，明亮暖黄的色调是与藏民丰收的喜悦情绪凝结在一起的，列维坦的《金色的秋天》的暖黄色调虽然也显示出富饶、宁静的美丽，但却带有几分伤感情绪。而在列宾的《伏尔加纤夫》中，明亮的暖黄色调丝毫不能使人感到喜悦和愉快。相反，它表现在毒烈的阳光下，灼热、焦燥得难于忍受的痛苦情绪，从而更深刻地揭示出这群被剥削、被驱使的纤夫的奴隶般的处境。

　　这些同是以暖色调为基调，而画面所体现的情绪和感情却是那样不同。说明色调决不是能借以大批复制的模具，而是表现生活与画家情感的千变万化的艺术手段。

　　色调、感情、意境

　　我们研究色调与情绪的联系，是为了运用色调抒发感情。感情是艺术的灵魂，没有感情，艺术就没有生命。

　　人都是有感情的。但并非人人都能成为艺术家。有情无意，不能形成艺术品。"意"是"情"的形象化的集中表现，艺术家不同于一般人就是因为他善于使感情转化为"意"，并通过艺术语言创作出艺术品。中国画论中讲"立意"，就是"情"的形象转化。"意"又是艺术品在作者头脑中的胚胎，也就是构思。构思酝酿成熟才能做到"胸有成竹"、"意在笔先"。

　　诗、文的立意，是通过语言。绘画的立意，要通过形象。而油画的立意，要通过色彩的形象，通过色调。色调的分寸恰当，"意"就传达得明确，"情"也体现得充分，反之，色调与"意"相矛盾，"情"也无从表达，俄罗斯画家萨文斯基的油画《迁徙》，本意是想表现迁徙者在途中死亡的悲剧场面。但作者采用的是明朗、柔和的暖色调，初看好像是迁徙者在休息、睡觉。从整个画面看来感觉不到悲哀的情绪。相反画中色调似乎是在奏着轻松明快的曲调，效果适得其反。

　　所以油画立意不能离开色调，确定色调更不能脱离立意，色调应服从于"意"。但服从"意"不能理解为消极的适应或说明，俄罗斯风景画家希施金的某些描写阳光下森林的风景画，虽然也有色调，但在那些画中色调只是停留在说明光照时间与环境上。虽然准确逼真，也仅只是准确逼真而已，画面感受不到作者的感情与色调之间的联系，色调的情感不明确。他只作到了以色写实，没能做到以色抒情，画面缺乏意境。所以色调服从于景，只能达到写实，色调与"意"的高度统一，才能在画中表现意境。

　　意境是通过情景交融的艺术形象以达到诗意的境界，我国诗人和画家历来最讲求意境，提倡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。认为诗是无形的画，画是有形的诗，油画虽然是外来画种，但是完全应该而且能够做到通过色调表现诗意的境界。

　　《乌克兰的傍晚》，正是通过景物的色调，抒发了作者对乌克兰山村深深的爱。那是夕阳衔山的一刹那。夕阳的余晖依恋着白色的茅舍，茅舍依恋着夕阳的余晖。在这转瞬即逝的一刹那，色调凝聚着作者的深情。使这幅画象一首宁静、优美、朴素的田园诗篇。

　　列维坦的《弗拉基米尔路》则表现了另一种意境：阴云满天，衰草遍地，茫茫的荒野上几乎没有人烟。一条坎坷不平的路伸向遥远的天边--这是革命者流放之路，一切都笼罩在满目凄然的情绪里。不由得使人记起，"愁云惨淡万里凝"的诗句。作者的感情通过画面的灰色调，深深地感染着观众。观众的心也随着作者的"意"向着遥远的天边，对那些被流放的革命者寄予深切的同情。多少观众为这张画深深地感动着，多少观众在离开画面时仍带着沉重的心情。意境把观众带入画中，又超出了画外，给观众提供了广阔的想象余地。

　　中国古人论诗，指出，"诗言志"。苏东坡认为"作诗即此诗，必定非诗人"。唐人白居易的名句："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"表面上似乎描写了自然现象，但其中却包含了深刻的哲理。它展示了一种斗争的韧性，它让人们看到好与坏，顺境和逆境……相互转化的规律性，它使革命者处于革命低潮时坚信胜利到来的必然，它使遭受不公允待遇的人能看见希望。因而坚持着、斗争着、等待着。同样一幅优秀的画，也不应是"作画即此画"，而应有画外意。应使观者有所感触，有所激动，有所联想，有所启示。才能使观者玩味无穷，百看不厌。这正是作品深刻的思想性与高度的艺术性相结合、相统一的结果。这种作品才能具有深刻的感染力。《弗拉基米尔路》正是许多这类优秀作品中的一幅，它的色调对画面情绪、意境起了非凡的作用。

　　通过色调表现意境是油画的特长，但在表现意境时色调不是孤立起作用的。它总是依附于具体形象而发挥威力的，离开了造型形象，孤立的色调就不可理解了。试想《弗拉基米尔路》如果没有那条道路，没有那样的荒野，那样的天空，只是几团颜色，几组色块，它怎么能深深地打动观众呢？又怎能发人联想？所以我们也不能把色调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。

　　通过色调抒情和表现意境，是油画家应具备的高度技巧。当然技巧不是目的，不能为技巧而技巧。运用色调的技巧，是为了更好地抒情写意，集中地突出形象、意境。但我们也不是"唯情论"，只要有情就一切都好。历史上一切伟大的艺术家之所以伟大，不仅在于他有感情，也不仅在于他有化情为意的高度技巧。虽然，这些全是非常重要的。更重要的是他所表达的感情是进步的、高尚的、能代表人民的，而且是真挚的。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画家达·芬奇，把他真挚的感情倾注在肖像画《蒙娜丽莎》的描绘上。这张端庄、健康、娴静、温柔、自信的妇女形象是阶级的肖像，是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理想美的化身。是对中世纪宣扬病态美的挑战。德拉克洛瓦的《希阿岛的屠杀》是为被侵略、被压迫和被屠杀的希腊人民而写的控诉书，也是为一切被侵略和被压迫的人民伸张正义而作。列维坦为反对沙皇而遭镇压的革命者唱着低沉而激奋的挽歌，就是那幅感人的《弗拉基米尔路》。这些作品在当时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，崇高的感情，是那些脱离人民、逃避现实的颓废、疯狂的没落阶级的感情所无法比拟的。这确实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，也确实来不得半点虚饰和伪装。"文如其人"，画亦如此。"四人帮"的反革命命灵魂不论它打出多么漂亮的革命的旗帜，也掩盖不了他们那种粉饰太平，矫揉造作的假革命艺术实质。还是鲁迅先生说得中肯："血管里流出的是血，水管里流出的是水"。

　　我们的时代里，一切技巧，包括运用色调的技巧，只有表现我们伟大时代最先进的、崇高的、真挚的无产阶级感情时，才能发挥它最灿烂的光辉。